[48] 郭象承认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，天地变化日新，古今未必尽同，但是他否定有任何因果关系和必然性，他以其自然论否定了目的论，又以其独化论否定了决定论，因此在他看来，自然界和社会的变化不是人的知性所能把握的。

[34] 就知觉而言，它是理气之合，说明绝不能用形而下之气来解释。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。

这种境界的实现，靠豁然贯通的直觉顿悟，即由对象认知进入本体论的存在认知，由理性认识进入超理性的自我体验，也就是自我超越。这一点是理学心性论的严重缺陷，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。众生不能尽性，故感物而动，然后朋从尔思，而不得其正矣。一句话，心体就是性，就是理。儒家则认为，心只有在认识和治理外在事物中才能有所定，因此内能成己、外能成物。

这是认取型的道德主体论，而不是超越型的道德自律论。[37] 这显然是心性合一论的说法。[19]《原性》，《王文公文集》卷二十七。

[1]《礼论第四》，《李觏集》卷二。[65] 以心性为宗主确实是孟子以来直到理学心性论的思想传统，它开始于孔、孟，完成于理学。就其反对离开物质功利只讲修心尽性这一点说，王安石的心性论具有功利主义的性质。[3]《礼论第四》，《李觏集》卷二。

[62] 这里，仍然表现了他对耳目感官的重视，也就是对感觉经验的重视。利害兴而人心动，计较作于中，思虑营于外，其始将计其便安，而其终至于争夺诛杀，毒流四海而未已。

由于叶适不讲形上本体论，道既在心中，又在天地万物中，因此在理欲、义利问题上，他和陈亮一样，表现了功利主义特征。[51]《问答下》，《陈亮集》卷四。外王之学致力于外部事功，以性命之说为无补于事，但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道德伦理。故君子之道，不以其所已能者为足，而尝以其未能者为歉，……孜孜矻矻，死而后已。

礼是外在的社会规范，不是内在的道德本性，礼虽顺人之性欲而成，却并不是由人性所产生的，相反，仁义智信却是由礼所决定的，就是说，这些道德内容都体现在外在的社会伦理规范中，而不是生而具有的内在本性。朱熹说，陈亮主张义利双行，王霸并用，而陈亮与之辩论再三。[75]《魏志》，《习学纪言》卷二十七。这里所谓一般，正是理学家所说的普遍的道德本体，陈亮否认有这样的道德本体，他主张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，以适用为主，而不是依靠所谓道德本体以为绝世美才。

[71]《尚书·虞书》，《习学纪言》卷五。他认为，真正的实学不是什么性命之学，而是经世致用之学。

[31] 耳目口鼻之欲出于性，这是人人所同有的，但性中有命，这个命就是必须遵守的理性原则。他既不同意以恻隐等等四端为情之说，也不同意以仁义等道德理性为性之说，他的心性论的基本精神是，否定有先验的道德本体。

他一方面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存在，主张社会的礼法必须顺人之性欲，因民心而利导之，并且坚持衣食足而后知礼节的传统思想，试图以其富国之术，使人人都能形成讲礼节而知荣辱的礼义之性。这当然也是社会功利，并不是一人一己的私利。[42] 他指出了人性中具有恶的一面，即为了满足个人利益可能导致争夺的一面，这是深刻的。这意味着，他突出了心的智力功能而不是心的情感意志功能，就是说，社会道德性的获得，必须经过心的认知作用，而不是道德情感的升华过程。[50]《问答下》，《陈亮集》卷四。总之，王安石的心性论不是道德形上论，而是道德习成论，不是道德自律论，而是道德他律论。

[39] 这就是说，道心人心、天理人欲之说，他是接受的，并且认为，私心、人欲是有害的。他用这种性情统一说，既否定了韩愈以仁义礼智信为性、以喜怒哀惧爱恶欲为情的道德人性论，又否定了李翱的性善情恶和灭情复性说，从而肯定了人的情感需要。

尽吾之心，则动容周旋，无往而不中矣。功利主义则重视人的现实的感性存在，以及社会人生的直接利益，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并重视社会环境的作用，具有经验主义的特点。

另方面，天下无事外之道，故必须在已发处体认，不仅要从事于格物致知之学，而且要开启思虑，发挥事业，通此心于天地万物，而错综阖闢无不自我，性命道德之理，乃于时日分数而得之[48]。陈亮并不是纯粹的功利主义者，但是他确实提倡功利。

[26] 情欲受之于天，但正与不正却在于人。[63]《论语·述而》，《习学纪言》卷十三。[68] 那么，知是什么？又如何致知？他没有说。大学之端，莫先于知致。

习之是，而见之广，君子所以有成也。他把功利和性命统一起来，但从本质上说，他是以功利为性命，功利之外无性命，这一点同理学心性论确实是不同的。

[24]《上孝宗皇帝书》，《陈亮集》卷一。但是，陈亮毕竟不同于朱熹、陆九渊等人，他虽然接受了道心、人心之说，却不是主张在涵养、静坐、居敬等心地功夫上面用功，而是主张在实际运用和客观效果上用功，因此仍然具有功利主义的性质。

他也主张圣人不言命，教人以尽乎人事而已[11]。这种内外合一之学，比起理学家的道德形上论，更具有心理学的依据。

他所说的圣贤之德，包括知和性在内，而他所谓知，仍以社会的道德知识为主要内容，仍然是成性之学，即着眼于主体间的伦理关系，而不是人与自然的认知关系，因此，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之学，并没有向理论理性方面发展，也没有向经验实证方面发展。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，安座而能者不足恃也。才有人心，便有许多不净洁。性者，五常之太极也，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。

[72] 中和之道同天地万物之理是一致的。因此，他很推崇孔子的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的说法，认为善恶是在学习实践中形成的。

但这并不等于说，叶适不做天理人欲之分，他的道心人心说，实际就是对天理人欲的区分。上帝降衷之衷，也就是未发之中，当其发而中节，即为和。

这个发不是本体论的发现之发，而是经验论的发动之发。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，斯孔子所罕言。